為什么目擊證人往往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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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案件中，目擊證人經(jīng)常提供戲劇性的有力證詞，當檢察官問他們：法庭里的這個人就是兇手嗎？目擊者指著被告：是的，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張臉。但事實上，目擊者的證詞很常出錯，而這些不準確的證詞正是誤判冤獄的最主要原因。

在 Innocence Project 的360多起案件中，高達70%以上冤案引用了目擊者證詞作為關鍵證據(jù)，后來使用 DNA 分析才還給這些被錯誤定罪的人清白。

此外，這些案件還有將近三分之一與目擊者對被告的多次錯誤指認有關。相比之下，第二常見的誤判原因（法醫(yī)專家提供的誤導性證據(jù)）比例只占45%，而第三常見的誤判原因（虛假供詞）則約占30%。
雖然有些目擊證人曾與他們認定的犯罪者有過接觸（比如街坊鄰居看見丈夫虐待妻子），但大部分的目擊者與嫌疑犯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只在犯罪現(xiàn)場見過被告一次。

由于被告對目擊者來說是陌生人，他們似乎沒有說謊騙人的動機，從某方面來說這使目擊證人的證詞變得更有力，讓陪審團更容易相信這些證詞。
大量研究表明，人們往往高估了自己認臉的能力，他們記得的大多是一些普遍特征，例如嫌犯的下巴或胡須。研究還表明，很多其他因素都會影響和扭曲目擊者的感知與記憶，包括光線、距離、角度、目擊者的視力、注視兇手的時間長短或槍支等干擾因素。

此外，早在1980年代就有研究證明所謂的 other-race effect，也就是人們較難分辨與自己不同種族的人的臉孔。

另一個較不明顯的因素是，隨著時間過去記憶會逐漸淡忘，并跟其他事物混在一起來“填補空缺”。如警方要求目擊者觀看嫌疑犯的名單或照片希望他們能認出里面的人，在觀看照片的同時目擊者可能對案發(fā)當時只剩下模糊記憶，但在做判斷前他們仍然會仔細研究照片，并將自己對真實罪犯的粗糙回憶與這些照片融合。
因此，他們最后提供的證詞細節(jié)可能源自於事后所看的照片，而不是案發(fā)當時所見。
1984年 Kirk Bloodsworth 被指控在巴爾的摩強奸并謀殺一名九歲女孩被判處死刑。雖然沒有任何物證或間接證據(jù)表明他與案件有關，但至少出現(xiàn)了五名目擊證人指認他。

當時，DNA 分析還未納入刑事司法系統(tǒng)（美國直到1988年才有第一起使用 DNA 分析當證據(jù)的案件），而 Kirk 的辯護律師直到幾年后才提出使用。

1993年，法醫(yī)利用從女孩內衣采集到的精液進行分析，才證明了兇手不是 Kirk 而是另一個人（他最后也認罪）。值得慶幸的是，Kirk 沒有因為冤案而遭到處決，并在同年獲釋。
1974年 James Bain 在佛羅里達州被控強暴一名九歲男孩。雖然這是 DNA 分析還未被采用之前的案件，但從男孩衣物殘留的精液驗出犯人的血型為 B 型，與詹姆斯的 AB 型不相符。

盡管如此，陪審團根據(jù)被害男孩的證詞依然認定 James 有罪。幾年后，當 DNA 分析被納入刑事司法系統(tǒng)，James 四次要求法庭對精液進行 DNA 分析，但都遭到拒絕。最終，James 通過律師和佛羅里達州的 Innocence Project 得到幫助，DNA 分析才被批準，并且證明他完全無罪。

2009年，James 被釋放，而在此之前他已經(jīng)為從未犯下的罪行服了35年刑期。

如果沒有 DNA 分析，這些案件的被告可能還被關在監(jiān)獄，或者已經(jīng)死在牢里。但 DNA 樣本要不是無法取得，就是與大多數(shù)犯罪調查和起訴無關。
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還有很多被關在監(jiān)獄的被告是因為不準確的目擊者證詞而被錯誤定罪。在許多情況中，犯罪的唯一直接證據(jù)似乎只有目擊者證詞。然而，現(xiàn)代科學表明這些證詞本身就值得懷疑，而且結果很可能造成誤判冤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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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了一個東西
好像是出了個什么事
應該是個測試啥的（忘了）
在場的人描述出來的犯人各不相同
僅有幾個人說對了
所以說人類的記憶往往不可靠的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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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虛假記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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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觀察能力的不足，加上自己主觀臆想大腦自動合成，導致的不準確，除非特別有特點。全世界只有0.1%?的人具有超強的人臉識別能力，不管你如何化妝都可以認出，其他人（不包括一些超憶癥患者）都是可能記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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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據(jù)別人的問話產生了虛假的記憶